金融危機席卷，帶來嚴重的經濟后果。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將此次金融危機稱為自1930年以來成熟金融市場具威脅性的震蕩，并認為經濟目前正趨向嚴重低迷的狀態。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ILO）總干事胡安·索馬維亞（Juan Somavia）也預測說，金融危機或將導致截至2009年年底再新添2000萬失業人口。為應對此次危機，美國、巴西、印度尼西亞、俄羅斯、科威特等國紛紛出臺救市方案，以防止金融市場崩盤。
隨著危機的加劇，各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也逐漸由救市轉變為對實體經濟的關注。于是鼓勵投資、擴大內需以及拉動出口的減稅、降息方案紛紛拋出。根據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伴隨著危機蕭條過后的便是大規模的經濟復蘇運動。而這種經濟復蘇運動帶來的生產與消費的畸變，將成為導致環境問題的主要原因。無論是19世紀70年代、20世紀30年代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都曾在各自區域內造成了巨大的環境危機。發展中國家處于經濟下的弱勢一環，其環境與資源的現狀，決定其更容易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因此，在應對金融危機時，發展中國家除了考慮經濟因素以外，還應該謹慎防范金融危機下環境危機的風險。
風險之一:生態失衡風險劇增
此次金融危機造成的影響，正如世界銀行副行長、經濟學家林毅夫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所說的，“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一次大 考驗。”貨幣基金組織曾聲稱，金融危機可能會給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帶來“嚴重”的問題，其中就包括饑荒。在生存與發展考驗面前，發達國家為經濟復蘇，必然采取一系列鼓勵投資措施，以增加出口、擴大內需。在這個過程中，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需求將不斷增長，而這種增長背后也蘊含著日益加劇的市場競爭。在此環境下，發展中國家面臨更大的輸出自然資源的壓力。因為在技術、管理以及資金劣勢情形下，初級資源的出口似乎成了拉動出口的少有途徑。同時，壓力遠不止來自發達國家，面對金融危機造成的生存發展困境，在外部競爭激烈的情形下，發展中國家的目光會投向擴大內需的途徑，而在這個過程中由于發展中國家環境法治不健全以及缺乏有效的環境經濟政策支撐，土地、森林、草原、礦產等自然資源很可能受到破壞，公地悲劇將不斷上演。因此，在“內憂外患”的情形下，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生態失衡的威脅劇增。
風險之二:污染減排壓力加大
為應對此次金融危機，發展中國家許多經濟學者認為要改變過去依賴出口拉動增長的經濟結構。如世行副行長林毅夫就認為，“在危機面前中國應該擴大內需，并且這是個關鍵。”東南亞各國為擴大內需、應對金融危機，計劃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投入資金。但是，從環境保護的角度看，擴大內需可能蘊含著污染加劇的威脅。因為在對外貿易過程中，產品或者服務所適用的環境標準絕大部分是WTO標準或者標準。這種標準在對外貿易中可能成為壁壘，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量。而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標準與標準或者WTO標準在控制污染方面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一旦擴大內需，就意味著產品的銷售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國內消費。因此產品的環境標準也很可能相應降低，有毒化學物質、SO2等污染物的排放將大幅增加。發展中國家的污染減排壓力將進一步加大。
風險之三:發達國家污染轉移
此次金融危機暴發后，美國出臺《2008經濟刺激方案》（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其他發達國家也紛紛出臺一系列救市方案與經濟刺激政策以扭轉經濟頹勢。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將會加快經濟發展速度與生產規模的級數增長，進而產生環境污染。而私有經濟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導致生產者只考慮其局部經濟利益，忽視環境利益。為追求個人利益大化，進而規避國內危險廢物的處理費用，發達國家生產商必然要尋求對發展中國家新一輪的污染物轉移。而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分析，由于危險廢物處理的法律機制不健全，加之經濟危機下嚴峻的經濟形勢，可能導致其將經濟利益置于環境利益之上，進而使發展中國家污染轉移成為可能。
金融危機正在蔓延，環境危機的風險正在擴大。發展中國家應該做的就是在環境危機出現之前做好風險防范。首先，加強環境意識，尤其是在經濟危機處置過程中要正確處理好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發展經濟。其次，完善環境法治。加強環境經濟政策立法與污染治理的法治化，實現國內環境標準與標準對接。并且盡可能加入《巴塞爾公約》等公約，以防止危險廢物的越境轉移。后，風險預防單靠一個國家的力量是不夠的，要加強環境保護的合作。我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去年10月23日曾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加強合作，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因此，各國應達成預防環境危機的共識，并在此框架下尋求金融危機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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