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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曾患歷代史籍浩繁，學者難以遍覽，因欲撮取其要，撰紀傳體史。初成《通志》8卷，起戰國至秦二世，表進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視。治平三年（1066），詔置書局于崇文院，繼續編纂。宋神宗即位，賜書名為《資治通鑒》，并序以獎之。元豐七年（1084）書成。

《通鑒》由司馬光總其大成，協修者有劉恕、劉攽、范祖禹3人。劉恕博聞強記，自《史記》以下諸史，旁及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對《通鑒》的討論編次，用力多。劉攽于漢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專深的研究。他們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貢獻。后，由司馬光修改潤色，寫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奪，一出于光。

《通鑒》征引史料極為豐富，除十七史外，所引雜史諸書達數百種。書中敘事，往往一事用數種材料寫成。遇年月、事跡有歧異處，均加考訂，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為《考異》。《通鑒》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尤以《隋紀》、《唐紀》、《五代紀》史料價值高。

《通鑒》因司馬光一人精心定稿，統一修辭，故文字優美，敘事生動，且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歷來與《史記》并列為中國古代之史家絕筆。于敘事外，還選錄了前人的史論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寫了史論118篇，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歷史觀點。對歷*有關圖讖、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態度，是史學思想的重要進步。

《通鑒》成書后，元豐八年，范祖禹、司馬康、黃庭堅、張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畢，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見。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殘缺。中華書局據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標點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鑒》較好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