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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初沒有固定書名，稱“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據現知材料考證，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靈帝時寫的《東海廟碑》，此前“史記”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8]

創作背景

東周時期*廢弛，秦朝毀棄古代文化典籍，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貴圖書典籍散失錯亂。漢朝建立后，蕭何修訂法律，韓信申明軍法，張蒼制立章程，叔孫通確定禮儀，品學兼優的文學之士逐漸進用，《詩》《書》等被毀棄的古書亦不斷在各地被愛好文學的人士搜尋并獻出。^[10]

取材

《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真的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如不列沒有實據的三皇，以五帝作為本紀開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采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于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8]

創作過程

司馬氏世代為太史，整理和論述歷史。《隋書·經籍志》載：“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遷之父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后的史事。司馬談曾任太史令，將修史作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壯志未酬。元封元年，漢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司馬遷是紹繼《春秋》，并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撰寫《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