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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是世界上zui大的煤炭生產國

和消費國，去年全國煤炭產量為38.7億噸，占*的一半。2013年，煤炭在我國能源結構中占比67.5%，即便是這樣的比例，也已經是歷史zui低值。

根據中國煤礦塵肺病防治基金會的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塵肺病報告人數已超72萬人，其中62%集中在煤炭行業這一高發區，超過44萬人。記者在成都市華西第四醫院職業病專科，探訪塵肺病農民工患者，記錄下他們的故事。

對于塵肺病農民工而言，他們經歷的痛苦遠不只是病痛。我們對他們的尊重和保護，就是讓他們免于塵肺之痛，不僅僅只是給病者以救治，更要加強相應措施，嚴治粉塵超標，抓好勞動保護，從源頭上*塵肺病。

“我們6個都是從云南趕過來，十幾年前的工友，如今卻成了病友。”在成都市華西第四醫院第二綜合樓四樓的一間病房，記者見到了今年41歲的鄧遠柱，還有他的弟弟鄧遠學。

根據中國職業安全健康協會的調研顯示，我國多數煤礦井下粉塵濃度都嚴重超標，在1983年~2008年，煤塵zui高濃度范圍198～3420毫克/立方米，超過國家標準49.5～855倍，因此每年有大量職工患上塵肺病，鄧氏兄弟和他們的工友便是其中一員。

走出大山來治病的是少數

鄧遠柱兄弟和幾個老鄉都來自云南昭通大關縣的玉碗鎮，上世紀90年代以小班組的形式在鎮上相鄰的兩個煤礦做運輸，“每天賺個百八十的大伙分，一年干個七八個月。”鄧遠柱說，在農村也沒什么其他本事，只能守在家門口賺這份錢。

與張海超擁有相同的經歷，鄧氏兄弟所在的煤礦當初也曾組織他們參加職工體檢，但對于體檢結果他們卻一無所知，“疾控中心知道，老板知道，我們不知道。”鄧遠柱說，直到2011年他身體感覺明顯不適，幾次到醫院檢查才確診自己得了塵肺病，“發現的時候已經是三期塵肺，我們哥倆真是治不起了。”說著他拿起兩盒藥遞給記者，“你看，這螺旋藻膠囊和邯黃片幾百塊錢一盒，只夠吃一個月，而且只能維持病情，這病是個無底洞。”

由于當地沒有專業的職業病醫院，他們只能趕7個多小時的大巴車結伴來到成都治療。但據鄧遠學及其工友介紹，他們所在的村子里已經有70多人得了塵肺病，可能夠走出大山住院醫治的只有寥寥數人，“太燒錢，即使有低保，報銷比例也有限，大多會放棄治療。”

“快過年了，這幾天住完我們就回家，得了這病生活就像看不見光似的，不能再拖累家人了！”

鄧遠學說，在煤礦干十幾年掙得錢，全都拿來治病也不夠，他和哥哥每次住院都要花掉兩萬多元，總得給老婆和孩子留點后路。

高昂的維權成本

聽了鄧氏兄弟的訴說，圍坐在一起的病友們一陣唏噓后全都陷入了沉默。“老弟，不能這么悲觀，只要有一線希望，咱都得活下去！”說話者名叫易光誠，已經70歲的老易是四川宜賓珙縣芙蓉煤礦的老職工，1981年被確診為一期塵肺，盡管過了30余年，老易已經上升為塵肺三期，但他對自己的生活還是很有信心。

為了讓病友們相信自己說的話，老易從懷里掏出了用手帕包裹的紅色證書，這是一本由四川省*在1997年制發的“塵肺證”。“這是什么？”在一旁始終未發聲的彝族小伙子木牛突然湊到老易身邊，仔細觀察著那本紅色的“塵肺證”。“有了這個可以報工傷嗎？能獲取到賠償嗎？會享受什么政策嗎？”木牛一連串的發問讓整個病房開始“沸騰”起來，一時間，所有病友都圍繞“塵肺證”七嘴八舌地討論著。

老易的確和其他病友有著“身份”的不同，他是芙蓉煤礦的正式職工，病后提前退養，有穩定的退休工資做生活保障，治療費用可按照工傷政策報銷……或許這些都是老易至今仍對生活保持向上心態的重要原因，但這些待遇于鄧遠柱兄弟、木牛等農民工患者而言卻是可望而不可即，因為他們即使有“塵肺證”也無法實現維權的合法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