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惠言達電氣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座落在南京六合市商圈。9年備件銷售積累，公司主要經營歐、美等國的閥門、過濾設備、編碼器、傳感器、儀器儀表、及各種自動化產品，公司全力貫徹“以質優價廉的產品和完善到位的技術服務客戶”的經營宗旨，服務于國內的流體控制和自動化控制領域。節省了中間環節的流轉費用，能夠把更優惠的價格提供給用戶。通過發展我司已經自動化設備和備件供應商，主營產品廣泛應用于冶金、造紙、礦山、石化、能源、集裝箱碼頭、汽車、水利、市政工程及環保以及各類軍事、航空航天、科研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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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互聯網+”環境下，貿易將出現很多變化，積極影響和不利影響并存。為求實現貿易自由化，各貿易主體應加強交流溝通，并實現貿易管理的標準化，利用信息技術優勢尋求貿易化的可能。鑒于“互聯網+”的長期效應，未來的貿易還會出現更多變化，本文從貨幣機制的更新、貿易重點的轉移、管理難度的增加三個方面進行簡單分析，以期為后續工作提供少許參考。

關鍵詞：“互聯網+”；貿易；貿易化；貿易壁壘

“互聯網+”是互聯網思維的進一步實踐成果，即“互聯網+各個傳統行業”，但這并不是簡單的兩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術以及互聯網平臺，讓互聯網與傳統行業進行深度融合，創造新的發展生態。“互聯網+”為社會各行業、領域帶來了顯著影響，包括貿易在內，傳統的貿易方式、管理制度漸漸難以適應“互聯網+”時代的新變化，分析其影響類型、應對策略有突出的現實意義。

一、“互聯網+”時代給貿易帶來的影響

1.積極影響

“互聯網+”時代給貿易帶來的積極影響包括三個方面，即豐富了貿易途徑、增加了貿易主體、優化了貿易方式。貿易途徑的豐富是“互聯網+”時代的*特點，貿易主體之間的議價、商談、簽訂協議、支付、結算等活動可以借助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平臺遠程進行，充分利用信息資源而不受地域的限制，推動自身貿易活動有效進行，同步推進貿易全面發展，貿易形式更趨多樣、便捷。貿易主體方面，由于“互聯網+”時代強調互聯網和傳統貿易活動的融合，等于創造了一個嶄新的虛擬化市場。在互聯網背景下，將分布在各地的市場進行資源融合、優化，貿易活動更頻繁、更深入，更多的地區級、企業級主體可以參與到貿易中，貿易主體數目顯著增加。貿易方式的優化體現在“互聯網+”虛擬市場中，這種市場具有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和信息透明等特征，沒有國界、沒有貿易壁壘、沒有市場壟斷的限制，可以為貿易雙方提供更高效的服務，貿易方式更為多樣。

2.不利影響

“互聯網+”時代給貿易帶來的不利影響也包括三個方面，即缺乏管理規范、造成“剪刀效應”、存在安全隱患。管理規范的缺乏與“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相關，貿易往往數額較大，從安全方面來說必須具備完善的法律體系、制度、規章規范。目前來看，“互聯網+”時代貿易缺乏具體的、規范的法律規范，對各類貿易主體來說，管理上都缺乏有效的框架和條文支持。“剪刀效應”主要體現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發達國家在技術、理念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可以利用不同手段持續導致“剪刀效應”的擴大，發展中國家往往會處于被動狀態。安全性問題在現代貿易活動中較為突出，“互聯網+”時代，貿易雙方在交易過程中采用的是虛擬的電子方式，商品交易的數量和服務金額都不易確定，變化性較高，再加上數字化的信息容易被侵入和攻擊，安全性方面存在一定的風險，且往往不易察覺。

二、“互聯網+”時代下貿易的優化策略

1.加強交流溝通

貿易開展的過程中，“互聯網+”理念的應用越發頻繁，這也會導致上文所述問題的激化，如安全問題、管理不規范等等，目前來看直接的處理辦法是各貿易主體之間交流溝通的加強。一般意義上的貿易活動往往牽涉兩個主體，如我國企業與印度企業就農產品之間的貿易。2015年7月，江蘇省某企業在購買印度棉花時，應用互聯網平臺進行遠程溝通，雙方達成一致，但在貨物運抵我國港口后，中方發現印度棉花“一件”與我國的“一件”存在標準上的差異，而在遠程交流時，雙方沒有就“一件”的標準進行討論，引發了爭端。后續工作中，要求貿易各方在進行交易活動前，對存在爭議或者可能出現爭議的環境進行廣泛交流，并選取第三方作為見證，避免出現不必要的爭端。以棉紗為例，應給出重量、規格、質量、損耗、補充比例等方面的基本標準，并就所有細節進行分析，后形成具備法律效力的電子文檔/書面文件，由雙方負責人進行核對、確定。在貿易物品運輸的過程中，還要就運輸時長、存儲花費等內容進行交流，保證所有細節溝通到位，發揮“互聯網+”理念優勢，免去不必要的爭端。

2.構建標準化管理機制

標準化管理機制有助于提升貿易的管理水平，也能夠發揮長期的積極作用，該機制的構建可以分期進行。以我國目前的貿易態勢為例，與我國存在大宗貿易（100億美元/年以上）的國家（地區）超過12個，與我國貿易額在10億美元/年到100億美元/年之間的國家（地區）超過27個，與我國貿易額在1億美元/年到10億美元/年之間的國家（地區）超過39個，其余國家與我國貿易額多在1億美元/年以下。標準化管理機制的構建可以分為四個階段，一階段為核心階段，主要與12個存在大宗貿易的國家進行磋商，將我國“互聯網+”理念傳遞給貿易伙伴，并就“互聯網+”時代的國家貿易問題進行磋商，擬定管理計劃。如中俄雙邊貿易，長期在百億美元以上，應就各類貿易品商榷管理條文。我國每年進口俄羅斯大量機械設備，應建立雙邊檢查溝通機制，應用互聯網平臺進行框架性條文的商討（如進口設備規格、數目、總量等），應用線下平臺進行設備現場管理、檢驗（如尺寸、外觀、額定工作參數等），并對所有檢查和商討的項目進行羅列，實現一一對照，明確獎懲辦法，作為制度長期推行，使“互聯網+”時代的國家貿易規范有序。之后以相同措施進行其他階段的標準化管理機制構建，直到機制建設全部完成。

3.應用信息技術優勢

信息技術優勢是“互聯網+”時代的一大特點，“互聯網+”時代也正是信息技術的主要產物，在現代貿易活動中，大規模、長時間交易較為多見，難以通過傳統人工檢查的方式保證貿易活動的質量。同時，一些遠程貿易也可能面臨網絡安全威脅，這都使信息技術擁有了應用的空間。如機械設備的檢查工作，“互聯網+”時代可以提升溝通效率，但無法進行遠程檢測，借助信息技術，可以構建該機械的基本模型，包括外觀、工作參數等，并在貿易品的驗收工作中利用信息技術進行模型匹配檢查，如果設備的工作參數出現異常，即可判定其屬于不合格品，檢查工作快捷有效。“互聯網+”時代的網絡安全問題同樣可以借助信息技術進行處理，較為直接的方式是遠程專線物聯網系統建設，較為常見的方式則是立體化安全系統建設。物聯網是互聯網的一種延伸，專線建設可以保證系統免受一些不可控因素的干擾，雙方可以利用專線傳遞加密文件，密鑰和加密方式帶有一性，即便文件被截取也無法讀取，借此提升“互聯網+”時代貿易安全性。立體化安全系統由防火墻、安全軟件構成，可以提升兩個終端的安全性。在新的“互聯網+”環境下，各貿易主體應當充分認知到“互聯網+”的優劣勢，學習相關知識，提高自身技術和經濟實力，抓住新時代下企業發展的相關機遇，利用“互聯網+”的相關技術和資源謀求更好發展。

4.尋求貿易化

貿易化是指貿易范圍的擴大，借助“互聯網+”時代的優勢，實現貿易規模和范圍的增加，有效應對“剪刀效應”。本質上看，各貿易主體的發展幾乎都是無上限的，為保障其能夠在“互聯網+”時代下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各貿易主體應就“互聯網+”大環境下的貿易活動進行磋商，開拓視野。先要求各貿易主體有效評估“互聯網+”時代對貿易帶來的優勢和便利性，如遠程交流、商談等，之后充分利用互聯網平臺獲取信息的及時性優勢，保證貿易活動的市場信息得到快速的傳播和分享，使所有貿易主體能夠更進一步的進行合作，貿易化也能得到有效刺激和發展。其次，貿易化要求消除貿易壁壘，在“互聯網+”時代，廣泛的信息交流使列國、各地區貿易的優劣勢將進一步凸顯，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非必要的保護主義應給予消除，為進一步的貿易活動打開大門。如美國頻繁投訴我國“傾銷工業品”，實際上是由于美國人力資源成本高于我國、我國企業成本較低所致，應在后續工作中通過交流解決。后，各國、各地區可以在現有基礎上尋求更緊密的地方性合作，建立歐盟、東盟等模式的經濟共同體，利用“互聯網+”時代信息交流的優勢，實現區域性的貿易合作，再以此為基礎，使合作范圍不斷擴大，終達成貿易化目標。

三、“互聯網+”時代下貿易展望

1.貨幣機制的更新

貨幣機制的更新是未來貿易發展的核心趨勢，“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使這一趨勢越發明朗。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已經長達74年（1944年今），盡管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但以國債為基礎的美元體系并沒有根本瓦解。“互聯網+”時代到來后，國家間結算可以應用電子貨幣而不再使用美元或者貴重金屬，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將名存實亡。這一構想初由歐佩克提出，受限于政治、軍事方面的壓力，未能得到全面推行，隨著中俄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歐盟、日本等傳統經濟體實力的提升，打破美元世界貨幣體系并非全無可能。

2.貿易重點的轉移

貿易重點的轉移主要是指國家貿易由幾個大的中心向多元化發展，目前馬六甲海峽、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等是間貿易的主要線路，大宗貨物需要集中運抵某些港口城市（如鹿特丹、上海、舊金山、圣彼得堡等），再進行集散，“互聯網+”時代來臨后，這一模式可能出現變化。如波蘭地區需要進口來自南非的礦物，需經由非洲西海岸、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地中海、南歐，再經由南歐進入波蘭（或者經由非洲東海岸，過霍爾木茲海峽，經紅海和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南歐），整個過程十分繁瑣。“互聯網+”時代到來，波蘭需求方可以直接應用線上平臺與南非供貨商聯絡，通過水道運抵歐洲北部進入波蘭，整個貿易過程更加快捷、方便，貿易的重點也可以此作為參考，逐步轉移，在貿易化的推動下更趨完善。

3.管理難度的增加

貿易發展的越快，管理工作的難度也會越大，這是由于列國之間的法律條文、管理方式本身差異較大，不同程度的貿易壁壘、地方保護主義則進一步增加了管理上的難度，隨著貿易的擴大，這一問題將進一步顯現出來。一個較為典型的現象是我國近年來多見的貿易摩擦，2010年，我國與巴西、印度兩國的貿易摩擦事件數目為141件，貿易總額為452.2億美元（其中與互聯網相關業務為4.5億美元）。到2017年，我國與巴西、印度兩國貿易總額為947.5億美元（其中與互聯網相關業務為95億美元），貿易摩擦事件數目為369件，貿易額增加了約2.1倍，貿易摩擦事件數目增加了2.9倍，對管理工作提出了更多挑戰，也應引起足夠重視、設法解決。

四、總結

通過進行“互聯網+”時代下貿易策略研究，獲取了相關理論內容。“互聯網+”為貿易帶來了新的契機和挑戰，其積極影響包括增加了貿易主體、優化了貿易方式等，不利影響則體現在安全性和管理方面。各貿易主體可以通過加強交流、優化管理等方式加以應對，進一步促進貿易的開展。“互聯網+”時代貿易的未來發展也將更加多變，要求各貿易主體做好應對工作。